文，京曰：『本院未有体式，乞下礼院议。礼院议称「皇帝某谨遣官恭告于亲濮安懿王」。既而以前诏俾王子孙奉祠事，乃更定此议。乙未，金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读傅卞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卞议濮王典礼与执政意合，故骤进。
卞本传云：上疏言：『外忧可以预防，奸邪无状，所当深察。富弼有大臣器，不当在外。』当考。
六月辛卯，太常博士刘庠为监察御史里行。庠私议濮王事与执政意合，故命以言职。
七月甲寅，屯田员外郎吴申为殿中侍御史。初，刘庠举申自代，上曰：『朕固知申。』遂擢用焉。庠，申门人也。自傅卞议濮王事称旨，庠及申私论与卞协，故相继并居言职。
八月己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崇文院检讨吕公著知蔡州。公著尝言濮安懿王不当称亲，乃颁讳于天下，又请追还吕诲等，皆不从，即称疾求补外官，家居者百余日。上遣内侍杨安道即家敦谕，又数令公著兄公弼劝之。公著起就职，不数月，复上章请出，而有是命。
四年五月甲辰，屯田员外郎张唐英为殿中侍御史里行。唐英，双流人。初，英宗立，上《谨始书》言：『为人后者为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圣听者，愿杜其渐。』既而台谏官相次黜逐，故王珪、范镇谓唐英有先见之明，故荐之。
熙宁三年三月，因言青苗法，上曰：『人言何至如此?』赵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人有所生父母、所养父母，皆称父母，虽闾巷亦不以为碍，而两制、台谏乃欲令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欧阳修笑其无理，故众怒而攻之，此岂是正论?司马光为奏议，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衮服冕，世世子孙南面有天下，岂得复顾其私亲哉?如此言，则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弃其父母，悖理伤教，孰甚于此?且《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虽士大夫亦如此，岂是以得天下之故为之子也?司马光尝问臣，臣以此告之，并谕以上曾问及此事，臣具如此对。吕诲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
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上曰：『如台谏言濮王事，全无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虽非尽理，然当时言者以为当更追崇未已。及罢称皇，亦以为言有力。当时言者虽未尽理，于时事亦不为无庸。』按：安石初对上所言则如此。不一年，即深诋台谏。谓安石不奸邪，可乎?因掇取注此。
校勘记
[1]先发 原本无『发』字，据《长编》卷二○五补。
[2]况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补。
[3]期不二斩 原本『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补。
[4]是月壬戌 原本无此四字，据《长编》卷二○七补。
[5]太常博士 原本作『太学博士』，据《长编》卷二○七改。
[6]休宁县 原本作『休宁□□』，据《长编》卷二○七改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六
英宗皇帝
教养宗室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增置宗室学官。诏曰：『以宗枝甚众，而诱道之方未至，故命近臣举有学行之士为之教授。《传》不云乎：「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盖子弟之学，非尊属勉励则莫知劝。若不率教，其令尊属司以名白大宗正司：教授不职，大宗正司察举以闻。』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余人，其奉朝请者四百余人，而教学之官六员而已。始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三十人，置讲书四员。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员。年十四以下者，别置小学教授十二员，并旧六员为二十七员[1]，以分教之。上谓韩琦等曰：『凡事之行患于渐[2]，久而怠废。况为学之道，尤戒中正。诸宗室之幼者，仍须本位尊长常加率励，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谕此意，作诏戒勉之。』故有是诏。
《两朝正史·从质传》云：从质字子野，少笃行，为人修洁。尝割股疗其兄，从谨疾已而自被疾，废朝请。行己俭薄，岁时得禄赐，博致珍异物，献御厨以万计。帝异之，遣使问所欲。对使者曰：『臣蒙国厚恩，不幸婴疾，今无以将诚意，故为此耳，非有所觊也。』帝复遣使固问之，乃曰：『陛下过疑臣有所觊，必不得已，愿为臣诸位择儒官教导子弟，使不隳忠孝足矣。』帝嗟异之，为增教授员。终左屯卫大将军、信州团练使[3]，薨[4]。宗室无少长，哭之尽哀。赠定州观察使、博陵侯。按：从质，德昭孙、惟忠子，卒于皇祐四年八月甲午。《实录》有传，但载官爵迁改，并不及他事。不知正史何从得之?割股已见天圣五年十二月庚寅，独请增教授员及从质建议，今因治平元年增置宗室学官附《从质传》，当考。
丙午[5]，上既命增置宗室学官，以谓宗室数倍于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丁未，复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以左龙武卫大将军、宁州防御使宗惠为怀州团练使，领其职。且降诏申警之。宗惠，允升子也[6]。上在藩邸，凡宗室人材能否，皆详知之。颇贤宗惠，故擢用焉。谢日，告以选任之意，宗惠乃即所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