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礼，比再下两制，用汉宣、光二帝故事，欲称皇考。窃原诏旨，本非陛下之意，琦导谀之过也。永昭陵土未干，玉几遗音尚在，乃心已革，谓天可欺，致两宫之嫌猜，贾天下之怨怒，谤归于上，人所不忍。言者辨论半年不决，琦犹遂非，不为改正，得谓之忠乎?』又曰：『陛下即位以来，进秩疏封，赏功报德，不为不至。而琦略无谦损，益肆刚愎，半岁之内，两次求罢，无疾坚卧，要君宠命，犹曰「自谓孤忠之可立，岂知直道之难行」。果知人臣进退之分、天道盈虚之理，不应形斯言于章奏也。』又曰：『方今士论沸腾，人心愤郁，得不揽威柄之在手，戒履霜之积微?罢琦柄任，黜居外藩，非止为国之福，亦以保琦族于始终也。』
《濮王申陈》以诲劾琦疏附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后，又疏斥琦不忠者五，并及颍府僚友不用正人，颇与此异。此据诲章奏。冯洁已《御史台记》亦以此为第六疏，与《申陈》所载并同。然修称濮议半年不决，则恐不当在明年，且明年诲已累章弹欧阳修，不应后章全不及修。今来参酌。附此年末，更须考详。『不知直道之难行、自谓孤忠之可进。』按：琦集乃《甲辰冬罢相表》。甲辰，治平元年也。
三年春正月壬午，吕诲以前后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议，早定濮安懿王追尊典礼，皆不报。乞免台职，不报。是月王戌[4]，即与侍御史范纯仁、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曰[5]：『豺狼当道，击逐当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当属吏议，以安众意。至如宰臣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絓误上听，以至儒臣辑议。礼院讲求，经义甚明，佥言无屈。自知已失，曾不开陈。大臣事君，讵当如是?公亮及概备位政府，受国厚恩，苟且依违，未尝辨正。此而不责，谁执其咎?臣等地居言职，势不嘿全。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谢中外。且议既不一，理难并立。昔师丹之说行则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论胜则师丹废于家。臣等及修，岂可俱进?言不足用，愿从窜责，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废朝廷之职业。臣等之志足矣!』戊辰，又奏：『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说为邪，利诱其衷，神夺其鉴。废三年不改之义，忘有死无贰之节。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干，而遽开越礼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内违左右卿士之议。原修之罪，安得而赦?』癸酉，又奏：『修备位政府，不能以古先哲王臻治之术开广上意，发号施令，动合人心，使亿兆之民鼓舞神化，希意邀宠，倡为邪说，违礼乱法，不顾大义。将陷陛下于有过之地，而修方扬扬得志，自以为忠。及乎近臣集议，礼官讨论，迁延经时，大议不决，而又牵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缪迹，以饰奸言，拒塞正论，挟邪罔上，心实不忠。为臣如此，岂可以参国论哉?琦庇恶遂非，沮抑公议；公亮及概依违其间，曾不辨正，亦非大臣辅弼之体。伏望圣慈奋然独断，将臣等前后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辨于上曰：『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两制、礼官请称皇伯，中书之议，以为事体至大，理宜审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访群议，以求其当。陛下屈意，手诏中罢。而众论纷然，至今不已。臣以谓众论虽多，其说不过有三，其一曰宜称皇伯，是无稽之臆说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是厚诬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当用汉宣、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是不原本末之论也。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又曰：『惟其立庙京师，乱汉祖宗昭穆，故平、晏等以为两统二父非礼，宜毁之。定陶共王初但号共皇，立庙本国，师丹亦无所议。至其后立庙京师，欲去定陶，不系以国，有进于汉统之渐，遂大非之，故师丹议云：定陶共皇谥号已前定议，不复改，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耳。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谓不原本末也。中书之议，本谓称伯无稽，而《礼》经有不改父母之义。名号犹未定，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立庙京师之事等诬朝廷，以为干乱大统，何其过论也！』又曰：『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圣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为之说也。盖自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者矣。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是《礼》之所许，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立人之子以为后也，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母而生，盖不欺天、不诬人也，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仕其子之事，而不得复归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至于丧服，降而抑之，可以义断，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又曰：『子为父母服，谓之正服；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谓之降服；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谓之义服。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反为小功，而濮安懿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为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