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长罗列于朝者甚众，然其为君父者，莫不皆享无穷之安，岂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在，至今则储宫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见陛下久无皇子，忽闻此议，遂以云云尔。且《礼》曰：「一人元良，万国以正。」盖谓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庙之重，亦所以绝臣下之邪谋。自古储副，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论，则是常无储副则人主安，有储副则人主危，此臣所谓不思也。臣又见自古帝王建立储副，既以承宗庙之重，又以为国家美庆之事，故每立太子，则不敢专其美，必大赦天下，凡为人后者，皆被恩泽，所以与天下同其庆喜，然则非恶事也。汉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请立太子，文帝再三谦让，而后从之。当时群臣不自疑而敢请，汉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养子，如后唐明宗，尤恶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泽者尝上书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谓其子从荣曰：「群臣欲以汝为太子，我将归老于河东！」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后，享国长久，为汉太宗，是则何害为明主也?后唐明宗储嗣不早定，而秦王从荣后以举兵窥觎，陷于大祸，后唐遂乱，此前世之事也。况闻臣僚所请，但欲择宗室为皇子尔，未即以为储贰也。伏惟陛下仁圣聪明，洞览古今，必谓此事国家之大计[3]，当谨审而不可轻发，所以迟迟尔，非恶人言而不欲为也。然朝廷大议，中外已闻，不宜久而不决。昨自春首以来，陛下服药，大臣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亲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妇女、婴孩，昼夜祷祈，填咽道路，发于至诚[4]，不可禁止。以此见臣民尽忠，蒙陛下之德厚，爱陛下之意深，故为陛下虑也。今之所请，天下臣民所以为爱君计也，陛下何疑而不从乎?中外之臣既言陛下圣躬康复，又欲见皇子出入宫中，朝夕问安侍膳于左右，然后群臣奉表章为陛下贺，辞人墨客称述本支之盛，为陛下歌之颂之，岂不美哉?伏望陛下出于圣断，择宗室之贤者，依古礼文且以为子，未用立为储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贤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疏凡再上，皆留中不出。
韩琦旧传云：欧阳修因水灾再上疏，皆留中。修传亦云水灾即嘉祐元年事，而修传乃于作枢副后载之，误也。修奏议自有日月。王德用事据江氏《杂志》，误云富、范。盖误以文为范也，今改之。
知制诰吴奎言：『王者以社稷为本，宗庙为重。社稷必有奉，宗庙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续未立，今之灾沴，乃天地祖宗开发圣意，不然，何以陛下无大过，朝廷无甚失，辄降如此之灾异?在《礼》，大宗无嗣，则择支子之贤者。汉成之于哀帝，孝和之于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则太祖、太宗之曾孙；以近亲言之，则太宗之曾孙，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系四海之心者也。况陛下春秋犹盛，俟有皇子，则退所为后者，颇优其礼数，使不与他宗室等，亦何为而不可?臣愿陛下勿听阴邪巧说，以误大事。使万一仓卒之际，柄有所归，致宗庙社稷不血食，书之史册，为后世叹愤。臣不愿陛下以圣明之质，当危亡之比也。臣恐此事不宜优游，愿速以时裁定，定之不速，必有奸人阴贼其间，然亦不独为陛下之过，辅弼之臣，未闻力争，致宗祀无本，郁结群望，感召沴气，毒流天下，所宜深罪。推之咎罚，无大于此。』殿中侍御史吕景初亦言：『此阴盛阳微之戒也。商周之盛，并建同姓；两汉皇子，多封大国；有唐宗室，出为刺史；国朝二宗，相继尹京，是故本支强盛，有磐石之安，则奸雄不敢内窥，而天下有所系望矣。愿择宗子之贤者，使得问安侍膳于宫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为夹辅之势。』
八月，司马光又上疏，其略曰：『以臣之愚，念当今甚大而急者，未有过于本根未建，众心危疑。释此不忧而顾彼三者（谓河患、积储、边寇），是舍其肺腑而救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复九河之道，储九年之食，开千里之边，而本根未建，尚何益也?况复细于彼三事哉！今陛下圣体虽安，而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惧者。不以此时早择宗室之贤，使摄居储副之位，内以辅卫圣躬，外以镇安百姓，万一有出于意外之事，可不过为之防哉?』癸丑，范镇又上言，略曰：『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纳谏为德，以畏天为心，至于小小议论，未尝不虚怀开纳。今及宗庙社稷之计，乃拒谏而不用，违天而不戒乎?臣职当言，不敢爱死，默默负陛下。陛下以臣言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与大臣速定大议；以臣言为不然，乞加臣万死之罪。何者?陛下素有纳谏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谏之名，臣更不敢奉朝请，谨阖门以待万死之罪!』乙卯，镇又言：『臣前六奏宗庙社稷之计，四奏进入，两奏奉圣旨送中书。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书者，是欲使中书奉行也。臣两至中书，递相设辞以拒臣。以此观之，臣欲陛下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为也。为大臣而不欲为宗庙社稷计，非所谓大臣也。臣窃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变，故畏避而为容身之计也。今星变主兵，万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领顾且不保，其为身计亦已疏矣。就使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