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言：『陛下用杜衍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必陛下见其过失，非臣敢议。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则所损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陈，虑言事臣僚与搢绅高识之士必有为陛下别白论列者。数日观听，略无一人启口，得非惜身畏祸，人之常情?臣受国重恩，备位枢辅，若事有干国家之大计、惑天下之耳目，岂可偷安固禄，隐而不言?窃见富弼大节难夺，天与忠义。昨契丹领大兵压境，致谩书于朝廷，仓卒之间，命弼为使。弼割老母之爱，蹈不测之祸，以正辨屈强寇，卒复和议。忘身立事，古人所难，故近者李良臣自北来归，盛言北朝自其主而下，皆称重之。陛下两命弼为枢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辞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则不顾毁誉，动思振缉纪纲，其志欲为陛下立万世之业耳。去年秋，北朝点集大兵，声言讨伐元昊。朝廷未测虚实，弼以河朔边备未完，又自请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经久御戎之术，固已蓄于胸中。事毕还朝，甫及都门[8]，未得一陈于陛下之前，而责补闲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负于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义士指弼为戒，孰肯为国家之用，所损岂细故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愿陛下试加详择。臣窃见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阙管殿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难中选。臣谓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职，遣一中使宣谕，令赴阙奏覆河北公事赴任，俟其陛对，慰而遣之。弼素秉忠义，又感此恩，惟思效死，岂敢更以职任为意，别有论列?如此，则朝廷以北事专委富弼，以西事专委范仲淹，使期久经营，防二寇之变，朝廷实有所倚。又北人素知弼威望，亦可以柱其轻发之意，若无事则弃于闲郡，有事则责令捍边，不惟措置失事，亦自国家失体。臣所以不避朋党之疑，思一悟于圣聪者，盖以臣下朋党，本求进身。今臣叨窃宠任，班著已优，不能惜事寡言，随众上下，渐图进用，而救辨得罪之臣，自取祸患为朋党，不亦拙乎?愿陛下察臣此心，则朋党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务攻击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国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报，而董士廉又诣阙讼水洛城事，辅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恳求补外。辛酉，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是月，欧阳修上疏曰：『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诤。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冒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慈，幸加省察。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职虽在外，事不审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良，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指以为朋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则不可以它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富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以辨也。盖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切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公正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无私。以此而言，杜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所得专也。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不见其专权之迹，而但见其善避权也。夫权得，名位则可行，故行权之臣，必贪名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未尝不恳让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坚，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见避让太繁，不见其专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别有所为。陛下欲其作事，乃开天章，召而赐坐，授以纸笔，使其条列，然众人避让，不敢下笔，弼等亦不敢独有所建，因此又烦圣慈出手诏，指定姓名，专责其条列大事而行之，以冀久皆有效。弼性虽锐，亦不敢自出意见，但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无推避。弼等蒙陛下圣意委任，督责丁宁，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谗而曰专权者，岂不诬哉?至如两路宣抚，国朝累遣大臣。况自中国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劳困及于天下，北兵乘衅而动，其书辞侮慢，至有责祖宗之言。陛下愤耻虽深，但以边防无备，未可以争，屈志买和，莫大之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