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众功尽美者也。臣职在谏诤，志无回隐，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盖以宰臣王随登庸以来，众望不协，差除任性，褊躁伤体。庙堂之上，不闻长才远略，仰益盛化，徒有延纳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贻笑中外。而自宿疹之作，几涉周星，安卧私家，备礼求退。方天地有大灾变，陛下责躬访道之际，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父，扶疾于中书视事，引擢亲旧，怡然自居。暨物议沸腾，则简其拜礼，勉强入见，面求假告，都无省愧之心，固宠慢上，寡识不恭之咎，自古无有。今闻所患再加，不能复诣中书养疾。陛下优遇之礼既已备矣[8]，彼人贪禄窃位之计亦已穷矣！次则陈尧佐男述古监左藏库，官不成资，未经三司保举，而引界满酬奖之条[9]，擢任三门白波发运使。况程琳任三司使日，曾定夺监左藏库吴守则虽界满出剩而帐历凭由[10]，不能依限结绝，尚犹不应酬奖条敕保明之官，以重真其罪[11]。以此校之，则述古之授，是为期罔圣明。参知政事韩亿初乞男琮不以资叙回授，兄纲将朝廷要职从便退换，如己家之物，紊乱纲纪，举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忽而小之，因循不问，彼则曰：我营私若是，而上不之责矣。言事者疏我之罪，而上不之听矣。则必愈任威福，公然为不善，更无畏矣。又石中立本以艺文进居近署，兼领常局事，尚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谈谐之誉为人所称。处于翰墨之司，固当其职，若参决大政，则诚非所长。伏况仍岁以来，灾异间作，众星流陨，躔次不顺。河东地震，压覆至多，虽历代所言谴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无积雪，春首霆震，寒燠之序，未甚均协。考天戒之自，则燮理之任，正当其责。而在上则独使陛下引咎数诏，寻求谠言，继日临朝，孜孜政道；在外则降敕天下，遍责刺举牧长之吏各修其职；于政府之臣，则以为过不在己，泰然自处于皐、夔、稷、契之右。臣僚欲广陛下之德，乞颁前诏于天下，而罢立期限，则皆抑而不从，盖臣事专而君道弱之明应也。陛下用辅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观望，寝成弛慢之风，必恐外裔闻之，亦有轻视中国之意。如望天眚可消而福应自来，则又不可得也。陛下傥以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轻议，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业坐付庸臣，恣其隳坏乎?今下至闾里之人，犹能扬言而非之，投书而谤之，又况陛下置臣于言责之地，可知而不言哉?是以不避斧鑕，屡有论奏，乞从罢黜，以慰具瞻之望，于己非私也，于彼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尧舜之资，而为在位壅蔽，一思开发睿明，以济亨运，无他意也。然虑陛下以臣过有诋斥，疑在离间，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书，委御史台于朝堂集百官会议，正其是非。如以为臣言不谬，则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为辅弼等前件事于朝政无损，国体无害，只是臣发于狂妄，则诛戮贬窜之罪，臣无所逃。矧遇陛下勤政，答天申、明赏罚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群众之议。』上嘉纳之。
三月戊戌朔，门下侍郎、平章事王随罢为彰信节度使、同平章事，户部侍郎、平章事陈尧佐罢为淮康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郑州，户部侍郎、参知政事韩亿罢归本班，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石中立罢为户部侍郎、资政殿学士。初，吕夷简罢，密荐随、尧佐二人为相，其意援引非才居己下者用之，觊他日上意见思而复相己。及随与尧佐、亿、中立等议政，数忿争于中书，随寻属疾在告。诏五日一朝，日赴中书视事。而尧佐复年高，事多不举。时有『中书省为养病坊』之语。又转运使王轸求三路于随，随以闾阎鄙词骂之。一日随方膳，堂吏白事任意，随食未下咽而遽斥之，羹污其面，中外耻笑。会灾异仍见，琦论随等，疏凡十上，尧佐亦先自援汉故事求策免，于是四人者俱罢。
王岩叟作《韩魏公遗事录》云：公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意。仁宗时，王随、陈尧佐为宰相，皆老病，又不和，中书事多不决。韩亿、石中立二人，又颇以私害公。公时为谏官，屡疏不纳。后物议益宣，公复上章乞廷辨。上迫于正论，罢四人者。当时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吕申公、杜沂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荐之，及宣麻日，乃张士逊昭文，章得象集贤，宋庠、晁宗悫参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不如人意，亦不能必也。』按：岩叟此录缪误。宋庠参政在宝元二年十一月，晁宗悫参政在康定元年九月，不与士逊、得象同入中书明甚。宗悫此时在翰苑才二年，庠实初除翰苑。然上意本用庠，偶以谗止，更一年余，卒除之。或传闻疑似致此。而范希文二年前权知开封府，坐谗落天章阁待制，去冬补外，方自饶徙润，犹未复职。骤迁政府，恐亦无此例。魏公自言必不差，岩叟听之不审，又不加参考，遽笔之于书耳。
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张士逊为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户部侍郎、同知枢密院章得象以本官平章事，右谏议大夫[12]、同知枢密院事王鬷、龙图阁学士、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李若谷并为参知政事。初，韩琦数言执政非才，上未即听。琦又言曰：『岂陛下择辅弼未得其人故耶?若杜衍、孔道辅、胥偃、宋郊、范仲淹，众以为正直之臣，可备进擢，不然尝所用者王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