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卉，未合古制。请易以青龙、朱雀、倮虫、白虎、元龟，以配五方。』从之。照又与邓保信新作铜方响五架，诏教坊准其声以授诸器。初，照既定雅乐，而声极下，故又制燕乐之器，欲写其声。已而乐工以为不可施用，罢之。隋制：内宫县二十簴，以大磬代镈钟，而去建鼓。唐武后称制，改用镈，因而莫革。及是，诏访冯元等曰：『大磬应何法考击?何礼应用?』癸未，元等言：『古者特磬以代镈钟，本施内宫，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继有因改。先皇帝东禅梁甫，西瘗汾阴，并仍旧章，陈于县奏。若其所用吉礼，则中宫之县；祀礼则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蚕。今之奉慈庙、后庙，皆应陈设宫县，则三十六簴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击之法，谓宜同于镈钟。比缘诏旨不俾循环互击，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则特磬固应不出本均，与编磬相应，为之乐节也。』诏可。
丁酉，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李照为刑部员外郎，赐三品服。入内供奉官、勾当御药院邓保信为礼宾副使，以造新乐成也。自余修制官属、诸工凡七百余人，悉迁补有差。初，照谓旧乐声高，乃以太府尺为法，实比古一尺二寸有奇。照独任所见，更造新器。所定黄钟律又声极下，乐工歌其韵，中无射倍声。又馋破旧钟磬，欲一用新器。上时博求知音者，听照所言。音官、乐工虽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又因入内都知阎文应推言其功，故特改官。起五月造，止八月，成金石七县。而照自造新乐笙、竽、瑟、笛、箪篥等十二种，皆不可施用。诏但存大笙、大竽二种而已。照谓：『今簞篥，乃《豳诗》所谓苇管也。《诗》云：「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且今簞篥首，伶人谓之苇子，其名出此。』于是制大管簞篥为雅乐，议者嗤之。壬寅，御崇政殿按新乐。诏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与观焉。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言：『宋祁所上《大乐图义》，其论《武舞》所执九器，礼经但举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后先，故旅进辈作，而无终始之别。且鼗者，所谓导舞也；铎者，所谓通鼓也；錞者，所谓和鼓也；铙者，所谓止鼓也；相者，所谓辅乐也；雅者，所谓陔步也。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和錞既摇而乱以通铎?臣谓当舞入之时，左执干，右执戚，离为八列。别使工人执旌，最前鼗、铎以发之，錞以和之。左执相以辅之，右执雅以节之。及舞之将成也，则鸣铙以退行列，筑雅以陔步武，鼗、铎、锌、相皆罢而不作，如此庶协舞仪。请如祁所论。』奏可。
三年二月丙辰[6]，诏翰林学士冯元、礼宾副使邓保信与镇江节度推官阮逸、湖州乡贡进士胡瑗较定旧钟。瑗，海陵人，以经术教授吴中。范仲淹前知苏州，荐瑗知音，白衣召对崇政殿，与逸俱命。
三月丙申，诏：『比访天下善候气及晓钟律之人，未有应诏书者[7]。其令所在更博求之。』翰林侍讲学士冯元等上秬黍新尺，别为钟、磬各一架。
六月丙辰，以新修乐书为《景祐广乐记》。丙寅，礼宾副使邓保信上所制乐尺并籥，且言其法本《汉志》，可用合律度量衡。诏冯元、聂冠卿、宋祁同较定以闻。
七月戊子，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冯元、度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聂冠卿、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等上《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元等皆迁官。乙亥，命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同详定黍尺钟律。
八月甲戌，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言：『乐音之起，生于人心，是以喜怒哀乐之情感于物，则焦杀嘽缓之声随而应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孟子之对齐宣王：「今乐犹古乐。能与百姓同乐，则古今一也。」唐太宗听祖孝孙新乐，乃谓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文公对以「乐在人和，不由音调」。皆述乐之至言也。臣奉诏与丁度等详定阮逸、胡瑗、邓保信所造钟律，粗考前志，参验今法，二家之说，差舛未安。盖阮逸之主分方，保信之用长黍，质之典据，悉无所闻。伏自艺祖以来，通用王朴之乐，未尝更易，以至天下无事，垂八十载。为乐之用，非不和也。顷燕肃妄加磨鑢，会李照至阙，谓其音未谐。陛下再加练覈，许之改作。洎逸、瑗继至，盛言照乐穿凿，再令造律，则又围径乖古。保信续上新法，亦复长广未合。窃以祖宗旧乐遵用已久，属者徇一臣之偏议，变数朝之同律，赐金增秩，优赏其劳，曾未周岁，又将易制。臣虑后人复有从而非之者，不惟有伤国体，实亦虚费邦用。历观前代议乐，古之管尺尚存，而犹是非纷纭，累年方就，未见若今之速而易也。臣窃计之，不若穷作乐之源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海内击瓖，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乐，可得以器象求乎?既达其源，又当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陲，久弛边备，寇敌之性，岂能常保?此陛下与左右大臣宵旰所虑，宜先及之，缓兹求乐之议，移访安边之策。急其所急，在理为长。请下有司：且记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钟磬、权量，存而未行，再访天下有精晓音律者，俾之详正，而后施用一二年，讫无至者，则将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别诏稽古之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备雅奏，固亦未晚。』诏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