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习惯、经济之状态而定之，不可以一概论也。明治三十一年所发布之「地籍规则」，以水田、旱田、房屋基地、盐田、矿泉地、养鱼池等为第一种，山林、原野、池沼、牧场为第二种；其它如祠庙基地、道路、河川等又分之为若干种。观其立法之意，似欲以第一种与第二种为应科之地。及至调查之后，水田、旱田、养鱼池三者约占地积十分之八，基地、盐田、山林、原野、池沼等类仅占地积十分之二。而此十〔分之〕二之中，盐田因盐归专卖，不应科赋；山林、原野等类因其荒芜闲旷，无利可取，不应科赋；池沼仅供灌溉之用，无直接生产之利，亦不应科赋。至于基地，其在日本国内虽有宅地之赋，然此乃本于日人特别之习惯而来，不可施之台湾。盖日人之观念，视房屋与基地为二物；故其制度，家屋税与宅地税同时并行。而台湾人之观念，视房屋与基地二者为一体；若于房屋之外并科地赋（台湾现制，仅有家屋税而无基地税），是无异无物而取赋也。故其「地籍规则」虽以房屋基地与水田、旱田并列，而其调查方针则以水田、旱田、养鱼池三者为应科之地；其它各种土地，尽归之于不应科之列：此其改革赋税之入手办法也。办法已定，乃决定四大方针，以为调查标准。其方针如左：
一、以水田、旱田、养鱼池三者为科赋之地。
二、依地势之优劣而逐类分等，按甲科赋。
三、土地之优劣等级，以其地之收获为本；并参酌地力之良否、水利运输之便否、灾害之有无、劳力之过不及以及耕种之难易、小租之多寡而定之。
四、赋率按土地之等级，以收益为根据，而参酌借贷利息、买卖价格以定之。
方针既定，复定「调查大纲」，使调查人员有所遵循。（一）土地之良否。同属一地而有地质硗确或过于低湿不能生产者，有水利不便或设备不完不能生产者，有土地虽良而因劳力不足不能生产者，又有因地质之软硬、地面之高下、畦畔之多寡而耕种有难易之别者；故不可不分别调查，定其优劣。（二）收获之多寡。土地之收获虽随地力之厚薄为转移，然因地势、气候及水利关系，或多风、或多虫、或多水旱而收获因之减少者往往有之；故不可不通盘计算，以定其多寡之额焉。（三）小租之多寡。小租（佃租）为土地之嬴利，小租之多寡足以征其土地之优劣。故调查小租，亦改革地赋必要之务也。（四）米及农产物之价格。台湾之经济组织，向分台北、台中、台南三大部分，而物价之不同亦如之；且同一部分之内，又因舟车之便否、运输之难易而价格亦不一律。价格不一，则土地虽同、收获虽同，而土地之嬴利不同。土地之嬴利为厘定赋率之标准，故改革地赋不可不调查农产物之价格也。（五）量衡之容量及斤量。台湾量衡，向取放任主义；各自为制，不能统一。故不可不立定标准，查其容量及斤量之异同，以为物之轻重、多寡之准则。（六）货币之种类及价格。台湾向例用银，而日本用金；且银之种类不一、价格不同，必须立一标准逐模拟较，以定其划一之价格，而后可以定物价之高低也。（七）小租户与佃户所得之成数。佃种之地与自耕之地，其产额虽同，其所得则异。国家改革地赋，不详加调查，酌定相当赋率，则佃户必受影响，土地制度亦必因之而大紊矣。（八）榖与米之成分。土地之收益，常随农产物之美恶为转移；而物质之美恶，又非寻常人所能区分也。故采简而易行之法，查其米与榖之成分（如榖一石得米五斗五升者为五成五分），以定其物之优劣而别其地之高下。（九）上、下忙收获之成数。台湾之土地，有一年一熟者、有一年二熟或三熟者，故不可不调查上忙与下忙收获之成分（如一年全收百石，上忙七十石，则为七成；下忙三十石，则为三成），以别其地力之厚薄而定其土地之高下。（十）土地之买卖价格、（十一）借贷利息之高低。地价之高低虽不必随土地之优劣为高低，然土地之优劣常与地价之高低有密切之关系；且就经济之原理而言，地价必随普通嬴利为转移。故欲课赋均平而又不生经济上之恶影响，则不可不调查土地买卖之价格、借贷利息之高低也。以上大纲，计十有一。总其旨归，即以收获为根据，定土地之等级；于是按其等级而定其一甲之赋率焉。
其调查程序，先由派出所于调查土地之时，或按坪（日尺方六尺为一坪）刈获、或访问老农以查其地之收获，定其地之等级。又分别自耕、佃种，以查其业主每年所得之数量。其程序虽极繁难，约略言之，概有三事：（甲）一庄之内，原定等级（即刘氏清丈时所定之等级）是否适当？认为当者存之，认为不当者更定之。（乙）等分之后，复就各等土地查其生殖之状况、耕种之难易、水利之便否，取五年之收获而平均之，以定其一年一甲之收获。（丙）收获物产之调查，水田以榖为标准、旱田以其最着之农产物（如番薯、茶、甘蔗）为标准，养鱼池则以其饲养之鱼价为标准而调查之。然派出所之调查区域狭隘、习俗异宜；且其数多而人众，意见难期统一。故于派出所调查之后，复派少数人员实地踏查；堡与堡比、庄与庄较，合全岛而通观之，以定均平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