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晋书宣帝纪正始四年：「帝以灭贼之要在於积谷，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於颖之南北。」注：参看魏志邓艾传及晋书食货志。
成国渠临晋陂等。
晋书宣帝纪：「青龙元年，穿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焉。」又食货志：「青龙元年，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馀顷，国以充实焉。」
诸陂渠皆官所兴修，灌溉控制权握於政府之手，故邓艾省西方所需之水引溉东方，有若挹注焉。
注：参看魏志邓艾传及晋书食货志。
吴蜀之新兴水利事业并不足称，吴作浦里塘毫无功绩，
吴志濮阳兴传：「永安三年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调百官会议，成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兴以为可成。遂会诸兵民就作，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
吴志陆凯传：「建衡元年，疾病，昭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凯陈……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欢复严密故迹，亦不可听。……」
蜀不过守李冰之成业而已。
水经注：「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水旱从人，世号陆海。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发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魏诸陂多遏流水造成，颇背自然之理，且修治弗坚，常虞溃决，故虽收一时之利，渐则民苦其害。又诸陂积水所封掩之地，面积至广，在土旷人稀之时，自不患无馀地蓄水，而在户口渐增之後，则诸陂之封淹广土，资足增加耕地不足之恐慌，水利反成水害，不能不归咎於兴治者之图近志远矣。
晋书食货志载社预疏有云：「自顷户口日增，而坡堨岁决，（校注）通典二引堨作堰，下文同。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业，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疗不下润，故每有雨水，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案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岱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馀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滀。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
案：杜预此疏上於晋武帝咸宁三年顷，疏上，朝廷从之。杜疏极言陂堨之害，系对兖豫诸陂而发，据水经鲍丘水注载刘靖碑文谓「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元康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馀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是晋惠帝时戾陵堨亦发生水患矣。又碑文谓景元三年，诏以民食转广，陆费不瞻，遗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盖以戾陵揭灌田仅二千顷，而所封地达百馀万亩，殊嫌太不经济故尔。（参看前引）晋书刘颂传：「除淮南相，在官严整，甚有政绩，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动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陂堨之岁劳民如此。
然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堨，至宋时濯溉之利尚溥，则魏之诸陂固亦有利及数百千年之後者矣。
注：参看前引太平寰宇记及三国志旁证。
三国时之耕种方法，较前似无若何之进步，而北部承丧乱之後，开辟草莱，喜火耕而水耨，是反较前退步矣。
晋书食贷志载杜预疏有云：「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
惟用耧犁下种之法，实较前更为普遍也。
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赵）基为（敦煌）太守。初，敦煌不甚晓田，常灌溉滀水，使极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
案：用稷犁下种之法，始於赵过。齐民要术引崔实政论曰：「武帝以销过为搜粟尉尉，数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今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二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齐民要术注曰：「按二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耧矣。未知耕法如何？今自济州迤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耧，……两脚耧种陇穊，亦不如一脚耧之得中也。」崔寔所述赵过之法，乃种法，与汉书食货志赵过之耕法不同，故云日种一顷。下种须略深，庶免种子为雀鸟所啄食，故田虽已耕，下种时仍须起土。赵过用特制之犁（质当较耕犁为轻，故一牛曳之已足。）与耧合成一体，兼有起土下种之用，故但须一人将之。崔寔时辽东之人尚不知此种种法，下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