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三国时代，中国历史上之剧变期而上古与中古之分野也。在此期内，政治上之剧变为统一之破坏，社会上之剧变为阶级之构成，民族上之剧变为汉族之失势与异族势力之膨胀，思想上之剧变为儒学之就衰与佛老思想之普遍，经济上之剧变为人口之锐减、奴客生产之盛行、公有土地之增加、钱法之紊乱、旧有大都市之萧条、与商业之不振，凡此种种剧变，皆足划分时代而具有历史上之价值。斯篇之作，不过略述三国时代公私经济之状况，籍明其时经济上之剧变而已。
学者每以汉献帝逊位之年为三国时代之始，此由迷於朝代之断限而不明时代性也，其实三国时代应托始献帝即位之岁即中平六年。（一八九）由中平六年至献帝逊位之年，（延康元年二二○）为群雄割据期，亦即三国时代之初，由魏文帝受禅（黄初元年二二○）至魏元帝灭蜀（景元四年二六三）为三国鼎立期，亦即三国时代之本期，由魏灭蜀至晋平吴（太康元年二八○）为南北对立期，亦即三国时代之末期。本篇时之断限，即为一八九—二八○年，惟於初期详曹孙刘而略其他群雄，於末期详吴而略晋。至本篇人地之范围，则为汉族及当时之疆域，意在有重心而免枝蔓耳。本篇采分类叙述法，盖所述之时代既短，而流传至今之史料又稀，分期或分区叙述，实不若分类表述之较明晰。惟於分类表述中仍略寓分期分区之意，庶免以偏概全之弊。至本篇之所取材，多为通行旧籍，已於篇中随处标明书名篇名，兹不赘举。又本篇系在邵阳李剑农先生指导之下完成，特声明以致谢意云。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安岳陶元珍自序於武昌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
一、户口
汉桓帝、永寿三年（一五七），中国户口数达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户，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口。
晋书地理志：「至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至於孝桓，颇增於前，永寿二年，二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侯康後汉书补注续以下「二」字为「户」字之误，是也。）
案：通典食货典及通志食货略所载永寿三年户口数，均与晋书地理志相符，文献通考户口考则据续汉书郡国志注，马端临自注谓与通典未知孰是。余意晋书所载数字较近情理，续汉书郡国志往所载数字，平均每户仅三口略强，当有讹误，永寿二年亦当系三年之譌，兹从晋书。（晋书当亦据帝王世纪，帝王世纪本文当与晋书相符，续汉书郡国志注之「六百七万」，当系「六十七万」之譌，「九百六」、「九」上当脱「七千」二字、「八」下当脱「十」字，「五千六万」、「六」下当脱「百四十八」四字，吾人不能以续汉志注时代较晋书为早遂笃信之也。）
至晋武帝太康元年（二八○），则降至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口，
晋书地理志：「太康元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八百四十」、通典食货典无「十」字。）
其间中国户口之锐减，可以概见。此次之户口减耗，盖在三国初期，即汉献帝时，
後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篇：「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吕及今曰，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於亡新之时也。」
魏志张绣传「从破袁谭於南皮，复增邑，凡二千户。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有未满千户者，而锈特多。」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馀年，及魏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
晋书山涛传载涛子前所上疏有云：「自初平之元，讫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
其时人口减少之原因，语其要者，厥有数端。
1、杀戮
魏志董卓传：「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
魏志荀彧传注引曹瞒传：「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於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太祖不得进，引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魏志武帝纪建安五年注引献帝起居注：「公上言……：辄勒兵马与战官渡，乘圣朝之威，得斩级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遂大破溃，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馀级，辎重财物巨亿。」
2、饥饿
魏志王和传注：「（任）昭先名嘏，别传曰……父旌字子屿，以至行称，汉末黄巾贼起，天下饥荒，人民相食。……」
魏志司马朗传：「久之，关东兵散，太祖与吕布相持於濮阳，朗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