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曰：「礼经三百，曲礼三千。」郑玄注曰：「礼篇多亡，本数未闻。」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礼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轻刑之名。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合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会宠得罪，遂罢。
宋文帝元嘉中，王弘为卫将军，辅政，上疏曰：「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诘谪，辄有请诉。若常垂恩宥，即法废不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谓宜更其制，使得优苦之衷。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议者咸以为重。宜进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既得小宽人命，亦足以为惩戒。」从之。
大唐高祖初至京师，革隋峻法，约为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宰相刘文静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删大业苛惨之法，制五十三条，务存宽简，以便于时。
及太宗初，令公卿更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唯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寻又矜其受刑之苦，谓萧瑀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断人右趾，念其受痛，意甚不忍。」瑀曰：「古之肉刑，乃死刑之外。陛下于死刑之内，降从断趾，便是以生易死，足为宽法。」上曰：「朕意以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书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后，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上疏驳律，遂令参掌删改之。于是与房玄龄等建议，以为古肉刑既废，制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备五刑，今复设刖足，是为六刑。减死意在于宽，加刑又如烦峻。与八座定议奏闻。于是又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殿中监卢宽持私药入尚食厨，所司议当重刑。上曰：「只是错误不解。」遂赦之。二年三月，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览焉。问曰：「其闲罪亦有情可矜，何容皆以律断？」对曰：「原情宥罪，非臣下所敢。」上谓侍臣曰：「古人云：『鬻棺之家，欲岁之疫。』匪欲害于人，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覆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选良善平恕人，断狱允当者，赏之，即奸伪自息。」上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议之。」后大理引囚过，次到岐州刺史郑善果。上谓演曰：「如郑善果等，官位不卑，纵令犯罪，不可与诸囚同例。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须将身过朝堂听进止。」又旧条，兄弟分后，荫不相及，连坐俱死，祖孙配没。会有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于岷州，以谋反伏诛，强当从坐。太宗尝录囚徒，悯其将死，为之动容，顾谓侍臣曰：「刑典仍用，盖风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二为恶言犯法。轻重有差，而连坐皆死，岂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僚详议。于是玄龄等复定议曰：「按礼，孙为王父尸；按令，祖有荫孙之义。然则祖孙亲重，兄弟属轻。应重反流，合轻翻死，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从之。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据隋代旧律，减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苛去惨、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又制：「在京见禁囚，刑部每月一奏。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其大祭祀及致斋日、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断屠日月及假日，并不得奏决死刑。」因大理丞张蕴古、交州都督卢祖尚并以忤旨诛斩，帝寻追悔，遂下制，凡决死刑，虽令即杀，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三覆奏。初，河内人李好德风疾瞀乱，有妖妄之言，诏大理丞张蕴古按其事。蕴古奏好德颠病有征，法不当坐。理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贯属相州，好德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又，卢祖尚固辞交州。并处斩。既而悔之，遂有此制。上又曰：「古之行刑，君为彻乐减膳。朕廷无恒设之乐，莫知何彻，然对食即不啖酒肉。自今以后，令尚食相知，刑人日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并宜停教。曹司断狱，多据律令，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门下覆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宥者，宜录状奏。」自是全活者甚众。其五覆奏，决以前一日一覆奏，决日又三覆奏。唯犯恶逆者，一覆而已。着之于令。四年十一月，制：「决罪人不得鞭背。」太宗以暇日开明堂图，见五藏之系，咸附背脊，乃叹曰：「夫棰者，刑之最轻者也。死者，生之至重者也。岂容犯最轻之刑而或致死？自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即日遂有此制。六年十二月，上亲录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归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