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旅相继，官用不足。是以聚敛计料之政生，设险兴利之臣起，番系、严熊罴等经淮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偃、孔仅建盐铁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官者徇私，上下并求，百姓不堪刓弊。故巧法惨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作，杜周、减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击敢杀彰。而法先王之术，习俎豆之容者，无所任用，由是精通秀颖之士不游于学，游于学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时，霍光问人疾苦，不本之于太常诸生，征天下贤良文学以访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至于东汉，光武好学，不能施之于政，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祖效，尊重儒术，不达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尚书虽用经术之士，而不行经术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于东汉，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立节之徒众。无何，汉氏失驭，曹魏僭窃，中正取士，权归着姓，虽可以镇伏甿庶，非尚贤之术，盖尊尊之道。于时圣人不出，贤哲无位，诗道大作，怨旷之端也。洎乎晋、宋、齐、梁，递相祖习，其风弥盛。舍学问，尚文章；小仁义，大放诞。谈庄周、老聃之说，诵楚词、文选之言。六经九流，时曾阅目；百家三史，罕闻于耳。撮群钞以为学，总众诗以为资。谓善赋者廊庙之人，雕虫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负，上以此选材，上下相蒙，持此为业，虽名重于当时，而不达于从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敦化。」周书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原夫诗赋之义，所以达下情，所以讽君上。上下情通而天下乱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后理，词冶不雅，既不关于讽刺，又不足以见情，盖失其本，又何为乎！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士不饰行，人弱而愚。
夫古者以勋赏功，以才莅职，以才莅职，是以职与人宜；近则以职赏功，是以官与人乖。古者计人而贡士，计吏而用人，故士无不官，官无乏吏；近则官倍于古，士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士，故士无官，后魏羽林士，今之万骑、军功是也。官乏禄，吏扰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诸侯，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举任。当乎汉室，除保傅将相，余尽专之。州县佐史，则皆牧守选辟。夫公卿者，主相之所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诸侯牧守之事也。然则主司之所选者，独甸内之吏，公卿府之属耳，岂不寡哉！所选既寡，则焉得不精！近则有封建而无国邑，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拜免，必归吏部。按名授职，犹不能遣，何暇采访贤良，搜核行能耶？时皆共嗤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备详之。
又曰：
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长，长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职，职与人相宜，而功与事并理。是以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选之也略，其使之也备，一人之身，职无不莅，若委游、夏以政事，责冉、季以文学也，何其谬欤！故人失其长，官失其理。
是以三代之制，家有代业，国有代官。孔子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史墨曰：「古之为官，代守其业，朝夕思之。一朝失业，死则及焉。」是知业不代习，则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掌天地，刘氏代扰龙，籍氏代司人，庾氏、库氏代司出纳，制氏代司铸钟，即其事也。至后代，以代卿执柄，益私门，卑公室，齐夺于田氏，鲁弱于三桓。革代卿之失，而不复代业之制，医、工、筮、数，其道浸微，盖为此也。
故老子曰：「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骥捕鼠，令鹰守肉：骥之捕鼠，终不可获，而千里之功废矣；鹰之守肉，死有余罪，而攫撮之效没矣。夫裁径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故构大者先择木，然后拣材；理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守人。大匠构屋，必以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此善理木者也。
洋州刺史赵匡举选议曰：
昔三代建侯，与今事异。理道损益，请自汉言之。汉朝用人，自诏举之外，其府、寺、郡国属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于家，而辟书交至，以此士务名节，风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于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门之秀屈矣。国朝举选，用隋氏之制，岁月既久，其法益讹。
夫才智因习就，固然之理。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思。自非识度超然，时或孤秀，其余溺于所习，悉昧本源。欲以启导性灵，奖成后进，斯亦难矣！故士林鲜体国之论，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盖有涯分，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主司征问，不立程限，故修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业无所成，固由于此。故当代寡人师之学，其弊二也。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其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当代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