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遣使人于三市卖之，绢疋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
时铸钱都将长史高谦之，即高恭之兄，字道让。上表求铸三铢钱曰：「盖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故钱之轻重，时代不同。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时更铸大钱。秦兼海内，钱重半两。汉兴，以秦钱重，改铸筴钱，至孝文五年，复为四铢。孝武时，悉复销坏，更铸三铢，至元狩中，变为五铢。又造赤仄，以一当五。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五铢钱，至明帝复立。孙权江左铸大钱，一当五百。权赤乌五年，复铸大钱，一当千。轻重大小，莫不随时而变。窃以食货之要，八政为首，聚财之贵，贻训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饶，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红粟于太仓，藏朽贯于泉府，储畜既盈，人无困弊，可以宁谧四极，如身使臂者矣。昔孝武外事四夷，遂虚国用。盐铁既兴，钱币屡改，少府遂丰，上林饶积。外辟百蛮，不增赋者，皆计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垒，征税既烦，千金日费，资储渐耗，财用将竭，诚杨氏献说之秋，桑、儿言利之日。夫西京之盛，钱犹屡改，并行小大，子母相权。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没，人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唯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于古，亦宜效之于今矣。昔禹遭大水，以历山之金铸钱，救人之困。汤遭大旱，以庄山之金铸钱，赎人之卖子者。今百姓穷悴，甚于曩日，钦明之主岂得垂拱而观之哉！臣今此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行之无损，国得其益。」诏将从之，事未就，会卒。
北齐神武霸政之初，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神武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闲，渐复细薄，奸伪竞起。
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悬于市门。私人所用之秤，皆准市秤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若入市之钱，不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若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钱，若便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为时谷颇贵，请待有年，王从之而止。
文宣受东魏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甚贵，而制造甚精。其钱未行，私铸已兴，一二年闲，即有滥恶，虽杀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长铜价，由此利薄，私铸少止。至干明、皇建之闲，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郭、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荆河等州，辈类各殊。武平以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
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汉书西域传，罽宾国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幕即漫也。乌弋山离国之钱，与罽宾国同，文为人头，幕为骑马，加金银饰其仄。安息亦以银为钱，文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即更铸。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贾之利，与布泉钱并行。四年，又以边境之钱，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初令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齐平以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成元年，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五铢，凡三品并用。
隋文帝开皇元年，以天下钱货轻重不一，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后魏食货志云「齐文襄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则一千钱重十二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是大小秤之差耳。是时，钱既杂出，百姓或私有镕铸。三年，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则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以后，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齐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贸易不止，四年，诏仍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犹不能绝。五年，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时见用之钱，皆须和以锡镴，锡镴既贱，求利者多，私铸之钱，不可禁约。其年，诏乃禁出锡镴之处，并不得私有采取。十年，诏晋王广听于扬州立五炉铸钱。其后奸猾稍多，渐磨鑢钱郭，取铜私铸，又杂以铅锡，递相仿效，钱遂轻薄，乃下恶钱之禁。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于市。十八年，诏汉王谅听于并州立五炉铸钱。又江南人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