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义熙在宁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兴之后。此时无此府，此年无此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四年。又诏书甲子，不与长历相应。如此诡谬，万绪千端。校籍诸郎亦所不觉，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细，难为眼力，寻求巧伪，莫知所在，徒费日月，未有实验。假令兄弟三人，分为三籍，却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从祖以下固自不论，诸如此例，难可悉数。或有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所却既多，理无悉当。怀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辞请诉，充曹牣府，既难领理，交兴人怨。于是悉听复注，普停洗却，既蒙复注，则莫不成官。此盖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自元嘉以来，籍多假伪。景平以前，既不系检，凡此诸籍，得无巧换。今虽遗落，所存尚多，宜有征验，可得信实。其永初、景平籍，宜移还上省。窃以为晋籍所余，须加宝爱，若不切心留意，则还复散失矣。不识冑胤，非谓衣冠，凡诸此流，罕知其祖。假称高曾，莫非巧伪，质诸文籍，奸事立露，惩覆矫诈，为益实弘。又上省籍库，虽直郎题掌，而尽日料校，唯令史独入，籍既重宝，不可专委群细。若入库检籍之时，直郎、直都，应共监视。写籍皆于郎、都目前，并加掌置，私写私换，可以永绝。事毕郎出，仍自题名。臣又以为，巧伪既多，并称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命公私阙乏，是事不举。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人郎、左人尚书，专共校勘。所作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对共雠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帝以是留意谱籍，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由是有令史书吏之职，谱局因此而严。
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贾弼好簿状，大披群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无遗阙。其子孙代传其业。宋王弘、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谱以助铨序，伤于寡略。齐王俭复加，得繁省之衷。僧孺为八十卷，东南诸族则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
陈文帝天嘉初，诏曰：「自顷编户播迁，良可哀惕。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着籍，同土断之例。」
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矣。
孝文太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以三正理人，所由来远，于是刱三长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党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人。三长三载亡愆则陟用之一等。」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佑等曰：「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为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太尉元丕曰：「臣谓此法若行，公私有益。」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户，新旧未分，人心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进曰：「人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扰乱。」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北齐令人居十家为邻比，五十家为闾，百家为族党。一党之内则有党族一人，副党一人，闾正二人，邻长十人，合有十四人，共领百家而已。至于城邑，一坊侨旧或有千户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济。若论外党，便是烦多。
时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曰：「昔六国之亡，豪族处处而有，秦氏失驭，竞起为乱。及汉高徙诸大姓齐、田、楚、景之辈以实关中，盖所以强本弱末之计也。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闲隙，先为乱阶。时宋世良献书，以为『魏氏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齐代腹心，请令散配郡国无士族之处，给地与人。一则令其就彼仕宦，全其门户，二则分其气势，使无异图』。文宣不纳。数年之后，乃滥戮诸元。与其酷暴诛夷，未若防其萌渐，分隶诸郡。」
隋文帝受禅，颁新令：五家为保，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令理人闲词讼。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理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