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欲令辟雍、太学试上舍中程者，皆参用察考，以差升补。其考察试格，悉分上、中、下三等。贡士则以本州升贡等第，太学内舍则以校定等第。每上舍试考已定，知举及学官以中试之等参验于籍，通定升绌高下，两上为上，一上一中及两中为中，一上一下及一中下、两下为下。若两格名次等第适皆齐同，即以试等压考察之格，余率以是为差，仍推其法达之诸州。凡内外私试，始改用仲月，并试三场，试论日仍添律义。凡考察悉准在学人数，每内舍十人取五，外舍十人取六，自上而下分为三等籍，以俟上舍考定而参用之。
是岁，贡士至辟雍不如令者，凡三十有八人，皆罢归，而提学官皆罚金。建州浦城县学生，隶籍者至千余人，为一路最，县丞徐秉哲特迁一官。
初立八行科，诏曰：「学以善风俗，明人伦，而人材所自出也。今法制未立，殆无以厉天下。成周以六行宾兴万民，否则威之以不孝、不弟之刑。近因稽周法，立八行、八刑，颁之学校，兼行惩劝，庶几于古。士有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凡有八行实状，乡上之县，县延入学，审考无伪，上其名于州。州第其等，孝、悌、忠、和为上，睦、姻为中，任、恤为下。苟备八行，不俟终岁，即奏贡入太学，免试补为上舍。司成以下审考不诬，申省释褐，优命之官；不能全备者，为州学上等上舍，余有差。」八刑则反八行而丽于罪，各以其罪名之。县上其名于州，州稽于学，毋得补弟子员。然品目既立，有司必求其迹以应令，遂有牵合琐细者。自元祐创经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略辞艺，间取礼部试黜之士，附寘恩科，当时固已咎其无所甄别。及八行科立，则三舍皆不试而补，往往设为形迹，求与名格相应。于是两科相望几数十年，乃无一人卓然能自著见者，而八行又有甚敝。盖后世欲追古制，而不知风俗教化之所从出，其难固如此夫。
开封始建府学，立贡士额凡五十，而士子不及三百，尽额而取，则涉太优，欲稍裁之。诏：「王畿立学，若不优诱使进，何以首善？其常解五十勿阙。」
大观元年，诏愿兼他经者，量立升进之法。大抵用本经决去取，而兼经所中等第特为升贡。每岁附公试院而别异其号，每十五人取一人，分上、中、下等，别榜示之，唱名日，甄别奏闻，与升甲，皆优于专经者。异时内外学官阙，皆得在选。县学生三不赴岁升试及三赴岁升试而不能升州学者，皆除其籍。诸路宾兴会试辟雍，独常州中选者多，州守若教授俱迁一官。
政和四年，小学生近一千人，分十斋以处之，自八岁至十二岁，率以诵经书字多少差次补内舍。若能文，从博士试本经、小经义各一道，稍通补内舍，优补上舍。又诏：「学校教养额少，则野有遗士，应诸路学校及百人以上者，三分增一。」七年，试高丽进士权適等四人，皆赐上舍及第，遣归其国。时宰臣留意学校，因事究敝，有司考阅防闲益密。先是，礼部上《杂修御试贡士敕令格式》，又取旧制凡关学政者，分敕、令、格、式，成书以上。用给事中毛友言，初试补入县学生，并帘试以别伪冒。徽宗崇尚老氏之学，知兖州王纯乞于《御注道德经》注中出论题，范致虚亦乞用《圣济经》出题。
宣和元年，帝亲取贡士卷考定，能深通《内经》者，升之以为第一。三年，诏：「罢天下州县学三舍法，惟太学用之课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太学官吏及州县尝置学官，凡元丰旧制所有者皆如故，其辟雍官属及宗学并诸路提举学事官属并罢，内外学悉遵元丰成宪。」七年，诏：「政和中尝命学校分治黄、老、庄、列之书，实失专经之旨，其《内经》等书并罢治。」
崇宁以来，士子各徇其党，习经义则诋元祐之非，尚词赋则诮新经之失，互相排斥，群论纷纷。钦宗即位，臣僚言：「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今之策问，虚无不根，古今治乱，悉所不晓。诗赋设科，所得名臣，不可胜纪，专试经义亦已五纪。救之之术，莫若遵用祖宗成宪。王安石解经，有不背圣人旨意，亦许采用。至于老、庄之书及《字说》，并应禁止。」诏礼部详议。谏议大夫兼祭酒杨时言：「王安石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轻费妄用，极侈靡以奉上，几危社稷。乞夺安石配飨，使邪说不能为学者惑。」御史中丞陈过庭言：「《五经》义微，诸家异见，以所是者为正，所否者为邪，此一偏之大失也。顷者指苏轼为邪学，而加禁甚切；今已弛其禁，许采其长，实为通论。而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诋王氏以为邪说，此又非也。」诸生习用王学，闻时之言，群起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斋生始散。诏罢时祭酒。而谏议大夫冯澥、崔鶠等复更相辨论，会国事危，而贡举不及行矣。
建炎初，即行在置国子监，立博士二员，以随幸之士三十六人为监生。绍兴八年，叶綝上书请建学，而廷臣皆以兵兴饣贵运为辞。十三年，兵事稍宁，始建太学，置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三员，正、录各一员，养士七百人：上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