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参其所习，以取材识短长。今诸科专记诵，非取士之意，请终场试策一篇。」诏近臣议之，咸谓诸科非所习，议遂寝。旧制，锁厅试落辄停官，至是始诏免罪。
景祐初，诏曰：「向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悯之。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凡年五十，进士五举、诸科六举；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自此率以为常。士有亲戚仕本州，或为发解官，及侍亲远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转运司类试，以十率之，取三人。于是诸路始有别头试。其年，诏开封府、国子监及别头试，封弥、誊录如礼部。
初，贡士踵唐制，犹用公卷，然多假他人文字，或佣人书之。景德中，尝限举人于试纸前亲书家状，如公卷及后所试书体不同，并驳放；其假手文字，辨之得实，即斥去，永不得赴举。贾昌朝言：「自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学，故预投公卷；今有封弥、誊录法，一切考诸试篇，则公卷可罢。」自是不复有公卷。
宝元中，李淑侍经筵，上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后，俾以故事对。淑对曰：「唐调露二年，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以进士试策灭裂，请帖经以观其学，试杂文以观其才。自此沿以为常。至永隆二年，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试策。天宝十一年，进士试一经，能通者试文赋，又通而后试策，五条皆通，中第。建中二年，赵赞请试以时务策五篇，箴、论、表、赞各一篇，以代诗、赋。大和三年，试帖经，略问大义，取精通者，次试论、议各一篇。八年，礼部试以帖经口义，次试策五篇，问经义者三，问时务者二。厥后变易，遂以诗赋为第一场，论第二场，策第三场，帖经第四场。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琢为贵，得取士之实矣。然考官以所试分考，不能通加评校，而每场辄退落，士之中否，殆系于幸不幸。愿约旧制，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诏有司议，稍施行焉。
既而知制诰富弼言曰：「国家沿隋、唐设进士科，自咸平、景德以来，为法尤密，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且历代取士，悉委有司，未闻天子亲试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试，何足取哉？使礼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诸殿廷，唱名赐第，则与殿试无以异矣。」遂诏罢殿试。而议者多言其轻上恩，隳故事，复如旧。
时范仲淹参知政事，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乃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旧尝充试者百日而止。试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亏行、冒名等禁。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仲淹既去，而执政意皆异。是冬，诏罢入学日限。言初令不便者甚众，以为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且得人尝多矣。天子下其议，有司请如旧法。乃诏曰：「科举旧条，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定令悉罢。」
会张方平知贡举，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然则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恶其然，屡下诏书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赋或八百字，论或千余字，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漫陈他事，驱扇浮薄，重亏雅俗，岂取贤敛才备治具之意邪？其踵习新体，澶漫不合程式，悉已考落，请申前诏，揭而示之。」
初，礼部奏名，以四百名为限，又诸科杂问大义，侥幸之人，悉以为不便。知制诰王珪奏曰：「唐自贞观讫开元，文章最盛，较艺者岁千余人，而所收无几。咸亨、上元增其数，亦不及百人。国初取士，大抵唐制，逮兴国中，贡举之路浸广，无有定数。比年官吏猥众，故近诏限四百人，以惩其弊。且进士、明经先经义而后试策，三试皆通为中第，大略与进士等，而诸科既不问经义，又无策试，止以诵数精粗为中否，则其专固不达于理，安足以长民冶事哉？前诏诸科终场问本经大义十道，《九经》、《五经》科止问义而不责记诵，皆以著于令。言者以为难于遽更，而图安于弊也。惟陛下申敕有司，固守是法，毋轻易焉。」
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时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欧阳脩知贡举，尤以为患，痛裁抑之，仍严禁挟书者。既而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浇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至为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自是文体亦少变。待试京师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应诏，往往沉沦十数年，以此毁行干进者，不可胜数。
王洙侍迩英阁讲《周礼》，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