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万三百余缗，用过物料二百九十余万条、束，官员、使臣、军大将凡一百一十余员请给不预焉。愿罢有害无利之役，那移工料，缮筑西堤，以护南决口。」未报。己亥，乃诏罢回河及修减水河。
四月戊午，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范百禄、赵君锡条画以闻。
百禄等言：
臣等昨按行黄河独流口至界河，又东至海口，熟观河流形势；并缘界河至海口铺砦地分使臣各称：界河未经黄河行流已前，阔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之后，今阔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与《前汉书》大司马史张戎之论正合。
自元丰四年河出大吴，一向就下，冲入界河，行流势如倾建。经今八年，不舍昼夜，冲刷界河，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甚迅。虽遇元丰七年八年、元祐元年泛涨非常，而大吴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之害，此乃下流归纳处河流深快之验也。
塘泺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今之塘水，又异昔时，浅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维舟而济，冬寒冰坚，尤为坦途。如沧州等处，商胡之决即已淀淤，今四十二年，迄无边警，亦无人言以为深忧。自回河之议起，首以此动烦圣听。殊不思大吴初决，水未有归，犹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复何虑？藉令有此，则中国据上游，契丹岂不虑乘流扰之乎？
自古朝那、萧关、云中、朔方、定襄、雁门、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间，南北往来之冲，岂塘泺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窃谓本朝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阔，加以朝夕海潮往来渲荡，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国亦无全失险阻之理。且河遇平壤滩漫，行流稍迟，则泥沙留淤；若趋深走下，湍激奔腾，惟有刮除，无由淤积，不至上烦圣虑。
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诏拨提举修河司物料百万与之。甲午，都水监言：「河为中国患久矣，自小吴决后，泛滥未著河槽，前后遣官相度非一，终未有定论。以为北流无患，则前二年河决南宫下埽，去三年决上埽，今四年决宗城中埽，岂谓北流可保无虞？以为大河卧东，则南宫、宗城皆在西岸；以为卧西，则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决，皆在东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见归纳经久之计，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铺分决涨水，少纾目前之急。继又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虽欲不为东流之计，不可得也。河势未可全夺，故为二股之策。今相视新开第一口，水势湍猛，发泄不及，已不候工毕，更拨沙河堤第二口泄减涨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虽未保冬夏常流，已见有可为之势。必欲经久，遂作二股，仍较今所修利害孰为轻重，有司具析保明以闻。」
八月丁未，翰林学士苏辙言：
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
臣闻河道西行孙村侧左，大约入地二丈以来，今所报涨水出岸，由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涨水，而夺入地二丈河身，虽三尺童子，知其难矣。然朝廷遂为之遣都水使者，兴兵功，开河道，进锯牙，欲约之使东。方河水盛涨，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则遏之东行，实同儿戏。
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不过一月，涨水既落，则西流之势，决无移理。兼闻孙村出岸涨水，今已断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
是时，吴安持与李伟力主东流，而谢卿材谓「近岁河流稍行地中，无可回之理」，上《河议》一编。召赴政事堂会议，大臣不以为然。癸丑，三省、枢密院言：「继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烦圣虑。」太后曰：「访之外议，河水已东复故道矣。」
乙丑，李伟言：「已开拨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铺，放水入孙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即更不须开淘。因昨来一决之后，东流自是顺快，渲刷渐成港道。见今已为二股，约夺大河三分以来，若得夫二万，于九月兴工，至十月寒冻时可毕。因引导河势，岂止为二股通行而已，亦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今来既因擗拶东流，修全锯牙，当迤逦增进一埽，而取一埽之利，比至来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复故道。朝廷今日当极力必闭北流，乃为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
五年正月丁亥，梁焘言：「朝廷治河，东流北流，本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