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纠察司，而御史台狱亦移报之。八年，御史论以为非体，遂诏勿报。祖宗时，重盗剥桑柘之禁，枯者以尺计，积四十二尺为一功，三功以上抵死。殿中丞于大成请得以减死论，下法官议，谓当如旧。帝意欲宽之，诏死者上请。
刑部分四按，大辟居其一，月覆大辟不下二百数，而详覆官才一人。明道二年，令四按分覆大辟，有能驳正死罪五人以上，岁满改官。法直官与详覆官分详天下旬奏，狱有重辟，狱官毋预燕游迎送。凡上具狱，大理寺详断，大事期三十日，小事第减十日。审刑院详议又各减半。其不待期满而断者，谓之「急按」。凡集断急按，法官与议者并书姓名，议刑有失，则皆坐之。至景祐二年，判大理寺司徒昌运言：「断狱有期日，而炎曷之时，系囚淹久，请自四月至六月减期日之半，两川、广南、福建、湖南如急按奏。」其后犹以断狱淹滞，又诏月上断狱数，列大、中、小事期日，以相参考。
是岁，改强盗法：不持杖，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为钱万及伤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为钱五千者，死；伤人者，殊死。不持杖得财为钱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刺隶二千里外牢城。能告群盗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既而有司言：「窃盗不用威力，得财为钱五千，即刺为兵，反重于强盗，请减之。」遂诏至十千始刺为兵，而京城持杖窃盗，得财为钱四千，亦刺为兵。自是盗法惟京城加重，余视旧益宽矣。
庆历五年，诏罪殊死者，若祖父母、父母年八十及笃疾无期亲者，列所犯以闻。
承平日久，天下生齿益蕃，犯法者多，岁断大辟甚众，而有司未尝上其数。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言：「一岁之中，死刑无虑二千余。夫风俗之薄，无甚于骨肉相残；衣食之穷，莫急于盗贼。今犯法者众，岂刑罚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导其为善欤？愿诏刑部类天下所断大辟，岁上朝廷，以助观省。」从之。
凡在京班直诸军请粮，斗斛不足，出戍之家尤甚。仓吏自以在官无禄，恣为侵渔。神宗谓非所以爱养将士之意，于是诏三司始立《诸仓丐取法》。而中书请主典役人，岁增禄至一万八千九百余缗。凡丐取不满百钱，徒一年，每百钱则加一等；千钱流二千里，每千钱则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货及过致者，减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赏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赏二百千；满十千，为首者配沙门岛，赏三百千，自首则除其罪。凡更定约束十条行之。其后内则政府，外则监司，多仿此法。内外岁增吏禄至百余万缗，皆取诸坊场，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钱。久之，议臣欲稍缓仓法，编敕所修立《告捕获仓法给赏条》，自一百千分等至三百千，而按问者减半给之，中书请依所定，诏仍旧给全赏，虽按问，亦全给。吕嘉问尝请行货者宜止以不应为坐之，刑部始减其罪。及哲宗初，尝罢重禄法，而绍圣复仍旧。
熙宁四年，立《盗贼重法》。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凡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赀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论。其知县、捕盗官皆用举者，或武臣为尉。盗发十人以上，限内捕半不获，劾罪取旨。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伐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论。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元丰敕，重法地分，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复立《妻孥编管法》。至元符三年，因刑部有请，诏改依旧敕。
先是，曾布建言：「盗情有重轻，赃有多少。今以赃论罪，则劫贫家情虽重，而以赃少减免，劫富室情虽轻，而以赃重论死。是盗之生死，系于主之贫富也。至于伤人，情状亦殊。以手足殴人，偶伤肌体，与夫兵刃汤火，固有间矣，而均谓之伤。朝廷虽许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与不幸尔。不若一变旧法，凡以赃定罪及伤人情状不至切害者，皆从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汤火，情状酷毒，及污辱良家，或入州县镇砦行劫，若驱虏官吏巡防人等，不以伤与不伤。凡情不可贷者，皆处以死刑，则轻重不失其当矣。」及布为相，始从其议，诏有司改法。未几，侍御史陈次升言：「祖宗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刑法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盖以禁奸宄而惠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诏以强盗计赃应绞者，并增一倍；赃满不伤人，及虽伤人而情轻者奏裁。法行之后，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盗无必死之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