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寅之月，昼夜分而日长矣。’王肃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称‘燔柴太坛’，则圜丘也。《春秋传》云‘启蛰而郊，则祈谷也。谨寻《礼》、《传》二文，各有其义，卢、王两说，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礼，义在报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农，何必俟夫启蛰？史官唯见《传》义，未达《礼》旨。又寻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复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为碍者，则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亲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备列，虽在致斋，行之不疑。今斋内合朔，此即前准。若圣心过恭，宁在严洁，合朔之日，散官备防，非预斋之限者，于止车门外别立幔省，若日色有异，则列于省前。望实为允，谓无烦迁日。”从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议：“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
太学博士王祐议：“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飨祀北郊。”
兼博士刘蔓议：“汉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后郊日，略无违异。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汉家郊祀，非尽天子之县，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后汉永平以来，明堂兆于国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虽郊有常日，明堂犹无定辰。何则？郊丁社甲，有说则从，经礼无文，难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礼之奠祭，无同共者，唯汉以朝日合于报天尔。若依《汉书》五供，便应先祭北郊，然后明堂。则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议：“《郑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还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创立明堂，郊还即祭，是用《郑志》之说也。盖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审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则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飨帝’云‘大飨，遍祭五帝’。又云‘大飨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时秋也，去启蛰远矣。又《周礼·大司乐》‘凡大祭祀，宿县’。寻宿县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后行事，则无假预县。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还？东京《礼仪志》不记祭之时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尽八刻进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尽七刻进熟。’寻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进献奏乐，方待郊还。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庙’。案隆此言，是审于时定制，是则《周礼》、二汉及魏，皆不共日矣。《礼》以辛郊，《书》以丁祀，辛丁皆合，宜临时详择。”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议：“《春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礼记》亦云郊之用辛，《尚书》独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为先甲三日辛，后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无容不郊而堂，则理应郊堂。”
司徒西阁祭酒梁王议：“《孝经》郑玄注云‘上帝亦天别名’。如郑旨，帝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则已行之前准。”
骁骑将军江淹议：“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为一日再黩之谓，无俟厘革。”
尚书陆澄议：“遗文余事，存乎旧书，郊宗地近，势可共日。不共者，义在必异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于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于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异，于例益明。陈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庙，十七日世祖庙’。仲远五祀，绍统五供，与忠此奏，皆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庙各一日，挚虞《新礼》议明堂南郊间三兆，禋天飨帝共日之证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详。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后。汉唯南郊备大驾，自北郊以下，车驾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应大驾。”
尚书令王俭议：“前汉各日，后汉亦不共辰，魏、晋故事，不辨同异，宋立明堂，唯据自郊徂宫之义，未达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坛旅天，甫自诘朝，还祀明堂，便在日昃，虽致祭有由，而烦黩斯甚，异日之议，于理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则北郊之祀，应在明堂之先。汉、魏北郊，亦皆亲奉，晋泰宁有诏，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营缮，太常顾和秉议亲奉。康皇之世，已经遵用。宋氏因循，未遑厘革。今宜亲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瘗后土，后辛祀明堂，御并亲奉。车服之仪，率遵汉制。南郊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冕之服，诸祠咸用。”诏“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启：“伏见南郊坛员兆外内，永明中起瓦屋，形制宏壮。检案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