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七篇中与杨墨辨者无几，盖七国之乱非尽杨朱、墨翟也，游说纵横之徒为害也。舍（扌舍）游说纵横之徒不辨，而辨区区之杨墨，何也？攻不仁不义之流，而指害仁害义之端也。世道惟人与我，圣人忘人忘我，无所为而为。二子一执为我，一执兼爱，为我害仁，兼爱害义，害仁者自至于无父，害义者自至于无君。二子未尝不言仁义，而天下之不仁义者必归焉；虽未尝教天下无君父，而天下之无君父者必归焉。如淳于髡非杨非墨，而其言曰：‘先名实者为人’，此墨之言也；‘後名实者自为’，此杨之言也。凡富贵利达之谋，纵横强战之事，以至贼父弑君者，莫不生于为我，而逞于为人。故夫杨墨之害道，非必杨朱、墨翟二人害之，天下归杨墨者共害之也。天下归杨墨者，非以其道归之，各以其邪淫之言归之也。如邹衍、淳于髡辈之便佞，苏秦、张仪辈之危险，孙膑、吴起辈之战陈（阵），庄周、惠施辈之悠谬，韩非、申不害之惨刻，鬼谷、公孙龙之怪诞，荀卿、吕不韦之学术，庞杂纷溃蛙鸣蝉噪，竽滥而不胜听，原其心，同出于不仁义；究其端，皆起于为人我；而极其祸，同抵于无君父：则同谓之归杨墨而已。或疑孟子与稷下诸人同朝，而言不少概及焉，不知孟子日讨诸人而训之，而世人不觉耳。仁义之说伸，则孝悌之行立，经正民兴，斯无邪匿，岂必与小人争齿牙之利，犯世主之讳，然後谓之辨乎？与杨墨辨而人不觉，与秦、仪、稷下诸人辨而人尤不觉，此七篇所以私淑《春秋》也，况《春秋》之所以为《春秋》乎？居业之辞微，卫道之心苦，故孔子叹‘我莫（莫我）知’，孟子称‘不得已’。孔子而使人知，则《春秋》废；孟子而使人知，则七篇毁，故曰罪我也。”郝公之论肃矣。
何何氏曰：老子告孔子，以聪明讥议人为近于死，孔子称其犹龙，而归即作《春秋》；何其背乎？此正所以善学犹龙也，议而不辨也。孟子知孔子言攻异端之为害，故辨而不辨，辨非攻也，所贵孔子之道著耳；虽欲息杨墨之道，而实不问其息不息也，此知遁、容遁之道也。
後世之辨，全为自尊，故相倾轧以争雄；而附会者各欲凭之以遁，故明知其非而护之愈深，反攻大公之辨，能不悲乎？是故不得已，于无是非之天地，立公是非之大权。《说卦》三立，几在三与阴阳交互。圣人扶阳，一切本无，一切皆备，有名即有弊，有真即有伪，而中道正格，必言仁义。窃仁义者，私见弊之也，仁义何病焉？仁义即弊，而弊仁义犹足以救乱贼之平旦，功诚大哉！窃混沌，窃虚无，独非窃耶？以不求安饱发养生之硎，以不忘沟壑淬吴干之锷，几见窃者；何必深言而浅仁义之功，泯言而怒仁义之名乎？竞新好奇，竟群藐忠孝为粗行矣。群藐忠孝，非人将相食之兆乎？立教者往往快其语而忘其经。正经者曰：深言、泯言者，亦明其所以为仁义者而已。辨之可，不辨可，谓辨亦不辨也可。吾自一人也，朝赞之而夕诋之，未尝不可，盖两间无不相反、相胜而相救也。旁观者曰：此正经者无奈百家何，特自为之解，以容天下之遁耳！可以一笑。
《容遁》、《名教》数篇，特地为世谛之菩萨出气。盖彼所立者两扇大门，乃卯酉、昼夜之应该也，而无子无午之究竟即在其中。今玄者专贵无分别，此逼见初心耳。方要人辨佛、辨魔，辨真、辨伪，曰皮下有血者，乃羞恶也，羞恶因分别是非而有；而欲打散两扇门，乃为无分别，可乎？不可乎？理家有沿袭龙溪、海门而不知其本意，壁听禅宗药语，专供无善恶之牌位，生怕说着义利两字，避浅好深，一发好笑！
盖真宗并不如此。《华严》称性分别即无分别，曰深以醒浅，而甚深者乃深而又在浅中，即无浅深者也。我故曰：教成善恶分明之梦寐，而乃以痛快其无善无恶之逍遥。以中古之法治三代犹不可，而欲以上古之法治末世乎？上根人从源头窥破，而後穷流，乃为省力耳。
一不可言，而因二以济；二即一、一即二也。自有阴阳、动静、体用、理事，而因果、善恶、染静、性相、真妄，皆二也；贯之则一也：谓之超可也，谓之化可也，谓之无可也。无对待在对待中，则无善恶在善恶中。言其止于至善，则无着无住而无善恶可言也，此正良心、天理之极处耳。曰天理，则非寻常之理；曰良心，则非寻常之心。如曰真如、涅鳌⑵刑峒词翘炖恚辉簧死、命根、妄想、业识即是人欲。若对理学以起念为生死命根，彼必惊讶，不知乃一字面也，深刻言之耳！至于无所得、无在无不在，即是无入不自得、无可无不可。从心率性，岂非天理、良心之化境乎？但人厌常希奇，说个天理良心，则远走矣。要之，一个世界，十世古今，总是一个心，无二无别。华严寂场，万劫不曾动丝毫，则又何处容得内之、外之、精之、粗之、浅之、深之乎？所谓十八空，即真空也，即并空亦空也；似乎汪洋，而不知空至此乃真实极矣。世人藉口，故分善空、恶空、无所得空，盖云总归一心，则无所得，无不空耳。《华严记》云：若达真空，尚不造善，岂况恶乎？若邪说空，谓豁达无物，或言无碍，不妨造恶；若真知空，善顺于理，恐生动乱，尚不着意为善，恶背于理，以顺妄情，岂当可造？若云不碍造恶，何不云无碍者不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