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不信佛而谤佛者，生为愚人，死为愚鬼，舍身受身，愈趋愈下，善择术者果如是乎？程颐儒者也，其论佛也，则以为邪诞妖异之言，涂生民之耳目。盖佛之说无涯，而颐之见有限，对醯鸡而谈浩劫，宜其以邪诞妖异目之也。然颐亦尝反而思之乎？邪诞妖异，于儒教则有之，易曰：见豕负涂，载鬼一车。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曰：甲申乙酉，鱼羊食人。
传曰：齐侯见豕人立而啼，至于神降于莘石言于晋，魏颗见老人，狐突遇申生，谓之邪可也，谓之妖可也，谓之异可也。诗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夫天不言也，久矣！偶有言焉，人乌得而闻之。今也予怀之语，若见其口耳之相接，不谓之诞可乎？因程颐邪诞妖异之谤，而求儒家邪诞妖异之实，盖有不可得而掩者。今取议佛者观之，唐有傅奕者，精术数之书，掌司天之职，前后七上疏，谤亵佛教，时有李师政者，着内德论。
夫以傅奕而肆诬谤之言，以师政而着辨惑之论，是非曲直，坦然明甚，万世之下，可以观矣！厥后有韩愈者，其见犹傅奕也，原道佛骨，其作奕之章疏也。奕谤佛于前，即有师政以辨其惑。愈谤于后，曷为无人以议其非？盖奕为太史令，特艺者耳。愈以文章显，乃儒者也。艺者之言，夫人固得与之辨是非，儒者之论，世俗每不敢以致可否。吾则曰：言之而当理，虽非儒而可遵；言之而涉诬，虽果儒而可辨。
愈不明吾道一贯之理，可不明而辨之，使其言之误后世乎？愈又曰：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孔子曰：智者不惑，谓天下之可惑者，皆愚者也。智者既明且哲，洞属是非，凡所作为，必真见其理之可为而后为之。以明主而奉佛，谓之受惑，不可也。若宪宗者聪明果决，得于天性，是岂愚者，岂是易惑者乎？
非特宪宗为然也，唐世人主，如太宗之聪明英武，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而其笃信佛教，始终如一，而太宗之奉佛，尤不止如宪宗之迎骨也，是岂为佛所惑乎？使太宗果愚而受惑，则当时房，杜，王，魏直言无隐，胡为不谏？不惟不谏其奉佛也，若房梁公玄龄，则相与命玄奘译经。杜莱公如晦，则以法尊京兆玄琬法师，其钦崇归向之心，君臣同一德，又不惟房杜二公为然也。
宋璟刚介，为唐朝第一，则以佛法师于昙一，裴晋公以身系天下安危，则执弟子礼于径山法针。抱大节忠于国家，死而不变者，孰若颜鲁公，则以戒称弟子于湖州慧明，问道于江西严峻。至于张说撰心经之序，孟简结尘外之交，杜鸿渐，参无住之禅，权德舆，着草衣之记。彼诸圣贤，皆表表然不世出者，使佛教果能惑人，亦安能惑如是之圣贤耶？唐之君臣，决非受惑，而愈之惑亦甚矣！虽然愈之惑不足论也，而其惑天下后世，则非细故也。
盖愈以儒自负，经生学士，视之如泰山北斗，愈之所是从而是之，愈之所非从而非之，谁复详审谛察。虽其文章高天下，何足道乎？周子通书曰：不知务道德，而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矣！由是言之，则愈与奕等，皆艺者耳，孰谓愈得为儒哉？愈曰：佛者夷狄之一法，彼徒见佛法来自西域，遂从而夷之。殊不知佛生于天竺，而中天竺为南赡部洲之正中，是佛家固以彼为中也。
后汉书曰：佛道神化，兴自身毒，其国则殷乎中土，玉烛和气，是儒家亦以彼为中国也。由是知此固一中国也，反彼亦一中国也，而谓之夷可乎？愈之见但知四海九州之内为中国，四海九州之外为四夷，外此更无去处矣！岂知四夷之外，复有非夷者哉！愈之见，坐井观天之见也。不然，北史所载大秦国者，去幽州数万里，而居诸夷之外，其国衣冠礼乐，制度文章，与中华同一殷盛，故号曰大秦而与大汉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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