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蜡即田祭，与种穀相协，土鼓苇籥又与蕢桴土鼓相当，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农也。既云始诸饮食，致敬鬼神，则祭祀吉礼起於神农也。又《史记》云“黄帝与蚩尢战於涿鹿”，则有军礼也。《易 系辞》“黄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诸中野”，则有凶礼也。又《论语撰考》云：“轩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当有朝聘，是宾礼也。若然，自伏牺以后至黄帝，吉、凶、宾、军、嘉五礼始具。
皇氏云：“礼有三起，礼理起於太一，礼事起於遂皇，礼名起於黄帝。”其“礼理起於大一”，其义通也；其“礼事起於遂皇，礼名起於黄帝”，其义乖也。且遂皇在伏牺之前，《礼运》“燔黍捭豚”在伏牺之后，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时？其唐尧，则《舜典》云“修五礼”，郑康成以为公、侯、伯、子、男之礼。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礼”。五礼其文，亦见经也。
案《舜典》云“类于上帝”，则吉礼也；“百姓如丧考妣”，则凶礼也；“群后四朝”，则宾礼也；“舜征有苗”，则军礼也；“嫔于虞”，则嘉礼也。是舜时五礼具备。直云“典朕三礼”者，据事天、地与人为三礼。其实事天地唯吉礼也，其馀四礼并人事兼之也。案《论语》云“殷因於夏礼”，“周因於殷礼”，则《礼记》总陈虞、夏、商、周，则是虞、夏、商、周各有当代之礼，则夏、商亦有五礼。
郑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礼，至周分为五礼。不言夏、商者，但书篇散亡，夏、商之礼绝灭，无文以言，故据《周礼》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没后，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摄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礼也。故《洛诰》云：“考朕招子刑，及单文祖德。”又《礼记 明堂位》云，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颁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礼，则《周官》、《仪礼》也。郑作序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於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
”郑知然者，《礼器》云：“礼者，体也。”《祭义》云：“礼者，履此者也。”《礼记》既有此释，故郑依而用之。礼虽合训体、履，则《周官》为体，《仪礼》为履，故郑序又云：“然则三百三千虽混同为礼，至於并立俱陈，则曰此经礼也，此曲礼也。或云此经文也，此威仪也。”是《周礼》、《仪礼》有体、履之别也。所以《周礼》为体者，《周礼》是立治之本，统之心体，以齐正於物，故为体。贺玚云：“其体有二。
一是物体，言万物贵贱高下小大文质各有其体。二曰礼体，言圣人制法，体此万物，使高下贵贱各得其宜也。”其《仪礼》但明体之所行践履之事，物唯万体，皆同一履，履无两义也。于周之礼，其文大备，故《论语》云“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然周既礼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道德之华，争愚之始”。
故先师准纬候之文，以为三皇行道，五帝行德，茸荃行仁，五霸行义。若失义而后礼，岂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后？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质素之事、无为静默之教，故云此也。礼为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圣人之王天下，道、德、仁、义及礼，并蕴于心，但量时设教，道、德、仁、义及礼，须用则行，岂可三皇五帝之时，全无仁、义、礼也？殷周之时，全无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据之以难经也。
既《周礼》为体，其《周礼》见於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经礼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周礼》’，六也；《汉书 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其《仪礼》之别，亦有七处，而有五名。
一则《孝经说》、《春秋》及《中庸》并云“威仪三千”，二则《礼器》云“《曲礼》三千”，三则《礼说》云“动仪三千”，四则谓“为《仪礼》”，五则《汉书 艺文志》谓《仪礼》为“古礼经”。凡此七处五名，称谓并承三百之下，故知即《仪礼》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礼之别，其事委曲，条数繁广，故有三千也。非谓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条耳。或一篇一卷，则有数条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
故《汉书 艺文志》云“汉初，高堂生传《礼》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时，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献王献之。又《六艺论》云：“后得孔子壁中古文《礼》，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周礼》为本，则圣人体之；《仪礼》为末，贤人履之。故郑序云“体之谓圣，履之为贤”是也。
既《周礼》为本，则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礼，以吉礼为上；《仪礼》为末，故轻者在前，故《仪礼》先冠、昏，后丧、祭。故郑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礼》，《六艺论》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汉书》说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其阙。《汉书》云得五篇，《六艺论》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礼记》之作，出自孔氏。
但正《礼》残缺，无复能明，故范武子不识殽烝，赵鞅及鲁君谓《仪》为《礼》。至孔子没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公孙尼子所撰。郑康成云：《月令》，吕不韦所修。卢植云：《王制》，谓汉文时博士所录。其馀众篇，皆如此例，但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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