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笙诗本不在三百篇中，系作序者所妄入；既无其诗，第存其篇名于诗中。今愚概从删去，论之曰：古之作乐者取三百篇以为歌，用其施于匏、竹诸器者，则准诸律、吕，别制为诗，犹汉以下一代皆有乐章也。此六诗者，乐中用以吹笙者也。仪礼本文，以鹿鸣诸诗曰「歌」，以南陔诸诗曰「乐」，以鱼丽诸诗曰「歌」，以由庚诸诗曰「笙」，皆可验。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
」乐以人声为贵，匏、竹为贱；以堂上为贵，堂下为贱：故歌于堂上，用三百篇之诗；笙于堂下，用此六诗。既取其协于律、吕以为乐章，且亦不敢亵用三百篇之意也。南陔三篇则独奏之；由庚三篇则间歌奏之。此仪礼作乐用诗之大略也。
仪礼之书作于周末，去三百篇之世已远，其云作乐歌鹿鸣诸诗，与诗旨亦不相涉；况其为笙诗，于三百篇更奚与哉!自序诗者又出仪礼之后，见仪礼此文，认以为三百篇中所遗者，于是妄以六篇之名入于诗中；见仪礼以南陔、白华、华黍笙于鹿鸣三篇之后，故以之共为鹿鸣之什；见仪礼间歌以由庚、崇丘、由仪笙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之中，故以之附于其后。既不见笙诗之辞，第据其名妄解其义，以示序存而诗亡。
于南陔、白华皆言「孝子」，因前后诸诗为忠，故以孝厕其间；用意甚稚。夫诸诗既为朝庙所用，言臣之忠，可也，何由及于家庭之孝子乎于华黍为宜黍、稷，此不必言矣；于由庚、崇丘、由仪则难揣摹其义，第泛言万物得所之意，以合乎国家治平景象而已。其彷佛杜撰，昭然可见。由是传之于世，诗有三百十一篇矣。
按：古所传诗唯三百五篇。孔子曰「诗三百」，举成数言之。史记言「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龚遂谓昌邑王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谏」。以及汉之谶纬诸书，亦无不言三百五篇者。皆历历可证汉世从无三百十一篇之说。且诗自秦后未有一篇缺失，不应唯经所用为笙诗者则尽失之；此即问之童稚而亦不信也。
况人谓序作于周人：诗既失矣，序何由存序既存矣，诗何由失此又不待言者也。
且仪礼之乐章甚多，不止此六篇。燕礼记、大射皆云「奏肆夏」；礼记、左传亦同。乡饮酒、燕礼、大射皆云「奏陔」。此即南陔。大射又云「奏狸首」及「公入，」。燕礼记又云「下管新宫」。此等皆乐章名，皆有辞也。笙诗六篇，同是一篇。观此，则当时作乐，被于八音诸器，皆系别有乐章，唯用三百篇为歌，甚明矣。左传于文王之三、鹿鸣之三曰「工歌」，于肆夏之三曰「金奏」，亦可验。
第此诸乐章所习者为工瞽之徒，附于乐以行，又篇帙寥寥无多，故乐亡而诗与之俱亡耳；不若三百篇经圣人手定，褎然巨帙，传之于学士大夫，朝夕弦诵，宜乎其独存也。幸而序诗者不以肆夏等篇名亦入于三百篇，若入之，又令后人枉生疑障，议论起矣。此愚之独断，自信为确然无疑者。不知何以从来说诗家竟不一知之，于此六篇纷然猜拟，各出意见
毛传谓「有其义而亡其辞」；郑氏谓「辞、义皆亡」。夫他不亡，何以独亡仪礼所用之为「为笙诗」之「为」，疑是「六」之误文。笙诗，前已辩之矣。刘原父以「亡」作「无」，谓「本有声而无词」。董氏、郑樵氏主其说，而朱仲晦从之。朱谓「仪礼曰『笙』，曰『乐』，曰『奏』，而不言『歌』，则有声而无词明矣」。其据仪礼用字，亦略见及；而不虞其不知别为乐章而以为无词也。
辩之者，严氏曰：「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即所歌之诗也。若本无其辞，则亦无由有其义矣。」郝氏曰：「辞生于心；声托于器。乐由心生；声由辞生。有辞然后有声；声无辞不成章。所谓『鼓瑟而歌』者，手弹、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辞奏乎其中，故曰『笙』，曰『乐』，曰『奏』，未可以此为有声无辞之证也。」以上辩「无辞」之非皆是，而惜其不知为非三百篇之诗也。
朱又曰：「意古经篇题之下必有谱焉，如投壶鲁鼓、薛鼓之节；而亡之耳。」此尤可笑。射与投壶所歌者，狸首、驺虞，以鼓为之节也。若以南陔诸诗为鼓而无辞，则狸首、驺虞亦无辞乎既谓之谱，自无有辞；既有南陔诸名，自非为谱：何贸贸也至于执仪礼工歌之序为据，谓毛公所移篇次为失，于是复移易之，沾沾自喜，谓悉依仪礼正之，嗟乎，则是以仪礼为经，三百篇为传，颠倒惑乱至于如此，更何足与辩哉!
于是后人又有求其说而不可得，别为怪诞之论者。邹肇敏谓六篇之辞即在小雅之内，南陔即天保云云。何玄子踵其意而变之，谓南陔即草虫云云。皆不备录。竞出新意，逞奇巧，滔滔奚止，更足叹也!
故愚将此篇名直从删去，俾还「三百五篇」之旧；勿令别制乐章，以乱圣人「各得其所」之雅、颂。爰详述其意，附诸小雅末焉。
诗经通论卷十三
新安首源姚际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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