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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乾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以一纪之法一千五百二十岁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纪,馀有四百八十岁,即是入后纪之年,其初年还岁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等六蔀除之,馀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蔀二十四年,更加五年为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岁,即以六十除积年。其受命之年,太岁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积年为积日,以日行一匝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
又案《三统》之术,鲁隐公元年岁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岁在戊午,计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六复戊午,当三百六十年矣。而《雒师谋》注云:“数文王受命,至鲁公末年,三百六十五岁又馀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学者多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误而加。遍校诸本,则无五字也。或以为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书》,二十九年受丹书。”若如此说,於《易纬》之文上下符合,於《中候》之注年数又同。
必知不然者,以谶纬所言文王之事最为详悉,若赤鸟之外,别有洛命,则应有文言之。今未有闻焉,明其无也。所论《图》、《书》,莫过《中候》,而《我应》及《雒师谋》皆说文王之事,只言赤雀、丹书,不言更有所命。详捡诸纬,其辞亦然。《易通卦验》曰:“有人侯冋,仓姬演步,有鸟将顾。”其意言文王得赤鸟而演《易》也。《是类谋》曰:“受赤雀丹书。”《春秋·元命苞》曰:“凤皇衔丹书於文王之都。
”皆言丹书鸟雀而已,曾无斥言别有他命。郑言《洛书》即“丹书”,是也。不然,郑何处得《洛书》之言乎?说者虽云再命,既言七年而崩,则亦赤雀命后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后受《洛书》,所以不即改元,而待后命,何也?且郑云“受《洛书》之命为天子”,若前命已为天子,后命更何所作?既天已使为天子,犹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违拒天命,圣人有作,决不然也。
又郑於《六艺论》极言瑞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图》、《书》之出,必龟龙衔负焉。黄帝、尧、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观河见长人,皋陶於洛见黑公,汤登尧台见黑鸟,至武王渡河白鱼跃,文王赤雀止於户,秦穆公白雀集於车,是其变也。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有《洛书》?“且《洛书》龟负而出,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
然则文王所受,实赤鸟衔书,非洛而出,谓之《洛书》者,以其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此为正也。故得《图》者,虽不从河,谓之《河图》;《书》者,虽非洛出,谓之《洛书》,所以统名焉。故《元命苞》云:“凤皇衔《图》置帝前,黄帝再拜受尧坐。中舟与太尉舜临观凤皇负《图》授。”是不从河者也。《坤灵图》云:“黄龙中流见於洛。”注云:“谓《洛书》不必皆龟负也。”言《河图》、《龟书》,见其正耳。
所命文王衔丹书者,《我应》、《是类谋》谓之赤雀,《元命苞》谓之凤皇,《通卦验》谓之为鸟。鸟者,羽虫之大名,赤雀、凤皇之雏,神而大之亦得称凤,文虽不同,其实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伐崇。既伐於崇,乃作邑於丰,则受命之时,未都丰矣。而《我应》云“赤雀衔丹书入丰,止於昌户”,《元命苞》云“凤皇衔丹书,游於文王之都”者,郑作《我应序》云:“文王如丰,将伐崇,受赤鸟。”是当时行往丰地,未都丰也。
所居有屋,故称昌户。从后言之,谓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谱》云:“周公避居东都。”亦此类也。《文王世子》称武王谓文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无诸?”文王生称王也。其称王也,必在受命之后。《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书,於是称王,改正朔,诛崇侯虎。”称王之文在诛崇之上。《是类谋》云:“称王制命示王意。”《乾凿度》云:“改正朔,布王号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灵台之下。
伐崇在六年,则亦六年始称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历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后为次,未可即以为定。《书传》称“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书序》云:“殷始咎周。”注云:“咎,恶也。纣闻文王断虞、芮之讼,后又三伐皆胜,而始畏恶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胜也。纣得散宜生等所献宝而释文王。文王释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传》云:“西伯得四友献宝,免於虎口而克耆。
”《大传》曰:“得三子献宝,纣释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则黎、耆一物,是文王伐犬夷之后乃被囚,得释乃伐耆也。《出车》说文王之劳还帅云:“春日迟迟。”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劳之。当劳讫被囚,其年得释,即以岁暮伐耆,故称五年伐耆也。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称王改正,则反形已露,纣当与之为敌,非直咎恶而已。若已称王,显然背叛,虽纣之愚,非宝能释也。
又《书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称王,则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识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时未为王。是六年称王为得其实,故《乾凿度》“布王号”之下注云:“受命后五年乃为改。”此是郑意以为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国内建元久矣,无故更复改元,是有称王之意,虽则未布行之,亦是称王之迹,故《周本纪》云:“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
”皇甫谧亦云:“受命元年始称王矣。”正以改称元年,故疑其年称王。斯言非无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称王耳。然则六年称王,七年则崩,是称王甚晚。《礼记·大传》注云“文王称王早矣”者,以殷纣尚存,虽於年为晚,而时未可称,故为早也。时未可称,而必称之者,《我应》云:“我称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称王非为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称之意也。然则伐崇之时未称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