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雅始於厉王，无夷、懿之雅者，盖孔子录而不得，或有而不足录也。昭十二年《左传》称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谏穆王，卫顷、齐哀之时而有变风，明时作变雅，但不录之耳。王道衰，诸侯有变风；王道盛，诸侯无正风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诸侯之力，不得有正风；王道既衰，政出诸侯，善恶在於己身，不由天子之命，恶则民怨，善则民喜，故各从其国，有美剌之变风也。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苛”，本亦作“荷”，音何，苛虐也。吟，疑今反，动声曰吟。“风其上”，福凤反。
[疏]“国史”至“上”。○正义曰：上既言变诗之作，此又说作变之由。言国之史官，皆博闻强识之士，明晓於人君得失善恶之迹，礼义废则人伦乱，政教失则法令酷，国史伤此人伦之废弃，哀此刑政之苛虐，哀伤之志郁积於内，乃吟咏己之情性，以风刺其上，觊其改恶为善，所以作变诗也。国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变风、变雅之下，则兼据天子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
明晓得失之迹，哀伤而咏情性者，诗人也。非史官也。《民劳》、《常武》，公卿之作也。《黄鸟》、《硕人》，国人之风。然则凡是臣民，皆得风剌，不必要其国史所为。此文特言国史者，郑答张逸云：“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矇歌之。其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国史掌书，故讬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谓之为史，不必要作史官。《駉》云“史克作是颂”，史官自有作诗者矣，不尽是史官为之也。
言明其好恶，令瞽矇歌之，是国史选取善者，始付乐官也。言其无作主，国史主之，嫌其作者无名，国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国史主之耳。“人伦之废”，即上“礼义废”也。“刑政之苛”，即上“政教失”也。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
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疏]“达於”至“之泽”。○正义曰：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变诗之意。作诗者皆晓达於世事之变易，而私怀其旧时之风俗，见时世政事，变易旧章，即作诗以旧法诫之，欲使之合於礼义。故变风之诗，皆发於民情，止於礼义，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礼义也。又重说发情、止礼之意。发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礼义者，先王之泽，言俱被先王遗泽，故得皆止礼义也。展转申明作诗之意。
“达於事变”者，若唐有帝尧杀礼救危之化，后世习之，失之於俭不中礼。陈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风，后世习之，失之於游荡无度。是其风俗改变，时人晓达之也。“怀其旧俗”者，若齐有太公之风，卫有康叔之化，其遗法仍在，诗人怀挟之也。诗人既见时世之事变，改旧时之俗，故依准旧法，而作诗戒之。虽俱准旧法，而诗体不同，或陈古政治，或指世淫荒。虽复属意不同，俱怀匡救之意，故各发情性，而皆止礼义也。
此亦兼论变雅，独言变风者，上已变风、变雅双举其文，此从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泽”，谓先王有德泽而流及於后世，诗人得其馀化，故能怀其旧俗也。郑答张逸云：“旧俗者，若晋有尧之遗风，先王之泽，卫有康叔馀烈。”如此言，则康叔当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变雅有先王之泽，变风有先公之泽。故季札见歌《齐》，曰：“表东海者，其太公乎？”见歌小雅，曰：“犹有先王之遗民。”是其风禀先公，雅禀先王也。
上举变风，下言先王，风、雅互相见也。上言国史作诗，此言民之性，明作诗皆在民意，非独国史能为，亦是互见也。作诗止於礼义，则应言皆合礼。而变风所陈，多说奸淫之状者，男淫女奔，伤化败俗，诗人所陈者，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若夫疾病尚轻，有可生之道，则医之治也用心锐。扁鹊之疗太子，知其必可生也。
疾病已重，有将死之势，则医之治也用心缓。秦和之视平公，知其不可为也。诗人救世，亦犹是矣。典刑未亡，觊可追改，则箴规之意切，《鹤鸣》、《沔水》，殷勤而责王也。淫风大行，莫之能救，则匡谏之志微，《溱泱》、《桑中》，所以咨嗟叹息而闵世。陈、郑之俗，亡形已成，诗人度已箴规必不变改，且复赋己之志，哀叹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谓匡谏之志微。故季札见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见歌《郑》，曰：“美哉！
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诗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训，孰能若此。先亡者，见其匡谏意微，知其国将亡灭也。○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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